随便贴贴之文艺篇
不如叫做CCTV篇了，这两天CCTV的一些现任、前任国嘴先后发了些振聋发聩的话，再一次表明了在这个国度能够说话的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好趋势，希望哪一天CCTV都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表达真正民意的媒体，而非整天假话连篇的CCAV。当然我是不指望上海东方电视台的那帮喉舌说真话的，上海的官方媒体，永远都比全国人民慢一拍！
下面这篇是昨天央视名嘴白岩松发表在《新京报》上的文章，这里分享一下，不管如何，他说真话了，这就是一件好事，值得一贴：
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过一段很辉煌、很受尊敬的岁月，就是因为打破了过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过去或仰视或俯视的墙头草的心态，正式建立一种“平视”的概念。东方时空以及后来成立的新闻评论部是最早提出“平视”这个理念的，那时候电视的确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岁了，那一年充满了巨大的交锋，奥运火炬冲突，抵制家乐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历史事件宿命般地纠结在了2008年，所以我会去想很多事情。我觉得40岁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我想起码我们评论部或者我们这些人做到了这九个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12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觉得这12个字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后半辈子奔这12个字就足够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这12个字包含的追求，会在我人生终了的时候在中国实现，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没那么简单。
捍卫常识
我们曾经有过颠覆常识的时代，比如说一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其实它基本上是个常识，它应该在一定的公斤数里浮动。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报纸上能登出放卫星一亩产多少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还真信，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识吗？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确扭曲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来自于很多对常识的颠覆。那些荒唐时代的荒唐做法我们姑且不谈，现在这个时代里，常识是不是被很好地维护着？不一定是。
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排毒养颜专家，在中国很多媒体上宣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推荐他的食谱。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靠谱，老祖宗吃了千百年这些东西过来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吃了，这里一定有隐情，这是常识。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发表这些明显违反常识的东西？我们的大医学家在哪里？为什么不出来驳斥这种明显的伪常识？
后来这个所谓专家被台湾抓了回去，判了刑，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原来在利益面前常识是可以随处颠覆的。过去颠覆常识是因为政治，现在颠覆常识有些开始是因为利益。
在我们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建设理性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再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残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站在革命的一面，总认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学生抡起皮带打老师就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家都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打老师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他们人性的瞬间泯灭是不是直接推到某个人身上就可以解决呢？我觉得不能，别人无法谴责你，自己还要跟自己对话。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抡起皮带打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让人性彻底颠覆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去年，温家宝总理演讲时有人扔鞋，咱们新闻联播都播了，没什么呀。当你脱敏了之后，他就没力量了，当你敏感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大家对我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满意，欢迎扔鞋子，不过最好扔一双，我的鞋号是43，谢谢各位。全场人乐喷了。
所以，当很多事情脱敏了，这个民族就大气了，这就是理性。
寻找信仰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之后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彻底被毁掉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巅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谚语，大家一起赶路，突然一个墨西哥人停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的太快，把灵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灵魂也扔后面了，我们得等等它。
■ 提问环节
问：您觉得政府在整个社会建设理性的过程中，如何有所作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
现在个人崇拜比过去减弱了，但是权力的权威崇拜其实比过去增长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单位领导不算什么，办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个肩膀等等。
而现在，在一个小处级单位，处长弄的副处长都不敢张嘴，处长一进来，大家恨不得都颤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们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但是群体权力崇拜时代却拉开了大幕，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
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不从政啊？我说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说我不能让自己和让别人都不开心吧。
问：你们评论部一直用冷静的眼光看社会的变迁，您觉得，您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这个社会？
白岩松：听你前面说评论部那些词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听挨骂的声音很习惯，听过分表扬的声音很不习惯。评论部在我看来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表扬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明白一个道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而已，有用与没用都不妨碍我自己认真的做，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早已过了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某种自恋或自信。
但是作为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它还是有价值的，最后汇成大交响。中国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从后面往前推，有人从前面往后拦着，有人从侧面向另一边推，更可气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边推，自己坐车顶上。
我希望自己是从后面向前、向正确的方向推这列火车的人群当中的一个，这一点很重要。
问：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房也没车，感觉生活挺焦虑，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责任更大一点，还是其他东西的责任更大一点？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现在80后的生活压力，所谓的蚁族，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关爱他们。
但是，不该用溺爱的方式去关爱。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二战开干，十年滞留在那儿，回来再没有见过妈。他当面跟我说，如果能选择，不会离开村子，不会离开妈妈。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个偌大的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建国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吗？该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该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不分，该结婚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刚想生孩子计划生育了。
到了我们60后这拨，我2000年32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经有一次从同一个小区这个楼的六层搬到另一个楼的六层，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说同一个小区能不能便宜？人家说“不”，而且还要加钱，因为是两个六楼。我记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肾炎。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诉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那时候我们甚至连成为蚁族的条件都没有，没粮票敢在北京漂着吗？全社会关注蚁族的时候，蚁族已经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们那时候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问：您认为民主是什么东西？中国在农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主有没有实现？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带来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坏的，这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对民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在建筑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实现在有很多呼吁民主的人，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思考未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什么？其实破坏非常容易，建设很难，在民主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建设的巨大挑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基层的民主，我非常看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普通农民先知道投票权是什么，然后知道选择是什么，然后知道比例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咱们姑且不论个别地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经让人知道这些个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很重要。
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在陆续拉开大幕，我认为这五到十年是媒体人最有责任和最有作为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做好自己的事情。
下面这篇是前央视名嘴黄健翔（现在凤凰卫视体育专栏）1月7日博客上的文章《终结者》，个人感觉这篇文章比他的“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名言更令人振聋发聩，摘录如下：
魔鬼“终结者”的扮演者阿诺-施瓦辛格结束了美国加州州长的政治生涯，据说他要重新回到演艺圈继续拍戏。这难免让我产生“阴暗”的联想：看来在美国，当封疆大吏是赚不到多少钱的，所以，阿诺到了这把年纪，离休之后还得拍戏扒分；或者说在美国，当官跟演戏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只有政治离休之后，才能再回去演个痛快。总之，全不像天朝大国，主席台就是戏台，官场就是剧场，做官就是做戏，官员就是演员，而且都是天王天后级别的片酬，演个一任平安到站，造福子孙八代。
有人很高尚地跳出来批驳我：你怎么知道阿诺是为了钱？不是为了热爱和兴趣？我特想告诉他：SB！爷爷就是想说天朝的官员挣钱多，不行啊？
我当然知道他不是为了钱。他太太是肯尼迪家族的豪门千金，家族资助监控的慈善基金很多。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就曾经在北京参与过他们家族资助的全球残疾人基金的公益活动，还跟“终结者”在居庸关长城上共举同一只火炬，当时感觉他的手好大，他的笑容好职业，他回答采访时说的话都像是背好的，根本不管我问的是什么，只管把台词说完，那才是真正的“辞令”。
这几年看到各界明星狼奔豕突赶集似地穿梭于各种公益慈善的秀场，我就会眼前浮现出当年阿诺的影像，心里恨恨地责怪他早早就时空穿越般提前“终结”了我对这样把戏的美好幻觉，甚至时时暗笑天朝的明星和官员们连这样的戏都演不过阿诺，毕竟人家是好莱坞的，背后的策划团队强大高明职业，这差距就像国产大片与《阿凡达》。
最根本的是人家该掏钱就掏钱，绝对不含糊，更不会傍一个同桌吃饭的大款说哥哥今晚我举牌你买单好不好嘛、好不好嘛、好了嘛，随后频频举牌积极参与竞拍晚宴上的名牌包包或者珠宝，然后自己豪气干云地走上台去从煽情山寨的主持人手里接过那同样做了活广告的奢侈品，下来后再冲身边已经开始幻想着下半场战况的大款发一个价值巨万的嗲。第二天的媒体上就是几位女星的爱心捐赠排行榜——其实一个不小心就透露了昨夜几位姑奶奶的台费——出不出台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坐了台的。
大家都是出来卖的，这跟夜总会和桑拿浴里客人们给唱歌和跳艳舞的姑娘当场掏250买花献花好像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夜总会和桑拿浴里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知道自己就是在干那么一回事；而这样的秀场里大家都装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怎么一回事，还要通过媒体的大力宣传让更多的人不知道原来这么一回事。
有时我就纳闷她们挣那么多钱就不能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一样来一回真牛逼的吗，还是觉得自己够牛逼不用真金白银往外拿，要钱就像刷卡一样刷谁不是刷、不刷白不刷、刷了也白刷？一两次这样的活动下来我都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女的，也可以这么“艳压群芳”一回。我也深深理解了为什么京城语言近百年的精粹之一叫“牛逼”，而不是叫做“牛GB”。因为GB根本就牛不过B，B才能牛。
扯远了，请把牛B和牛GB都还给牛，因为牛也要。
我也当然知道施瓦辛格重回荧屏是为了热爱与兴趣。就像天朝大国的官员们对书法和文学的热爱一样，只不过，天朝的官员都是进去之后，在里面著书立说苦练书法成为高产作家或者书法家的，甚至还可以进入作协和书法家协会，不信就去查一查；还有因此立功减刑的。而阿诺是离休之后重新去热爱的。区别在此。别跟我说你没看出来不同，那是你自己SB，我不负责的。
假如阿诺在天朝为官不小心被双规了然后进去了，在里头演上几回《终结者》续集，一定也可以立功减刑。因为我听说某台著名晚会导演进去以后，就把监狱电视台搞的有模有样，各个年节的服刑人员文艺联欢晚会生动活泼和谐健康，成为北京监狱系统的表率，甚至有人说只有他重出江湖方可拯救春晚，并因此获得减刑和各种照顾。人才啊，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这样的人也是一种“终结者”，他们在进去之后依然如在外边一样，不甘平庸，勇于改变，不惜用快乐或者什么别的来终结过去——过去的罪恶，过去的无聊、过去的虚伪，过去的贪婪，过去的过去。
跟央视名嘴比，韩寒犀利的语调可能让某些人更为头疼吧，下面是韩寒2月1日在厦门大学参加南方周末文化论坛《所谓文化大国》做的演讲《中国为什么不是文化大国》，内容如下：
第二次来到厦门，然后这里的空气很好，难怪大家都喜欢散步啊。
刚才我听邓老师说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两句话，我是之前看到的，是别人这么说的:第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句话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要保护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不受到政府任何的迫害。
然后今天我为了一些说的内容带了一个稿纸，这是为了约束我自己。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受到什么迫害，“我怕我满嘴跑火车”，开始了啊：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成为不了文化大国吗?因为在我们大部分讲话的时候，各位领导都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大部分领导都是没有文化的。“他们还是惧怕文化的，是审查文化，但是呢，他们又能够控制文化，所以说这个国家怎么够成为，文化大国呢?各位领导你们说呢？”
其实中国是有成为一个文化大国的潜力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我主编一本杂志，现在都没有出版。但宪法上有规定啊，每个公民都拥有出版的自由，但是呢我们的王法又有规定，就是领导有不让你出版的自由。这个杂志呢很多地方在审查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封面有一副漫画，漫画是一张图，主人公是个男的，他没有穿衣服。当然这就是不可以了，因为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能露出那个阴部来公开的出版。但这是我认可了，所以把那个杂志特别大的一个LOGO啊就挡在它那个不合法的部位，然后后来这些出版社的审查人员就告诉我说，诶，这个不可以，你把这个人的中间这个地方啊挡住了，你这是在暗喻“档中央”。
我的反应和大家一样啊，我被雷到了。我当时脑子里就在想，把你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力啊用在文艺创作上，而不是用在文艺审查上那该有多好。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大家都是有想象力的啊，但是很多事情我们只能想，我们不能。。。不能去做，不能写，甚至有的场合不能说。
我们的限制太多了，这是一个限制级的国家。在限制级的国家里怎么可能产生非常丰富的文化。我已经算是一个自我限制很少的一个同志了。但是在我作品的时候呢，有个警报就在响，警察不能写，领导不能写，政策不能写，制度不能写，司法不能写，历史不能写，西藏不能写，新疆不能写，集会不能写，游行不能写，黄色不能写，XX不能写，艺术不能写，啊，高雅我也写不出。抱歉啊，我真的写不出高雅，我又不是余秋雨。
我在网路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啊，尺度已经算是比较大的。有很多写剧本的朋友，比如张爱玲这些写剧本的朋友，包括宁财神啊写一些话剧，还有电影编剧，他们非常的痛苦啊。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环境下，我就开始想，如果你成为一个文化大国，除非全世界都是在谈中国、朝鲜和阿富汗。
朝鲜是文化禁地，大家都知道。然后阿富汗是因为国内的局势正在搞不清楚他还顾不上，但纵然这样，他们都有作家提出了XXXX。当然这遗憾的是这不是阿富汗说的，我想，一旦阿富汗搞清楚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去超过XX。
我们所谓的在国际交流上不断赞扬一些四大名著和孔孟之道，这样就像相亲的时候女方问你有没有钱，你说你祖宗十八辈上有钱。这是没用的。这个杯具的造成，和大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但通往朝鲜的道路，是由每一个沉默的人铺就的。某一方面我们当然要比朝鲜强很多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朝鲜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其实很多人，大家不一定沉默啊，大家只是被和谐了。
在中国的这个扫黄史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绿坝啊。他们会告诉你，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青少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文化是朝鲜的。所以他们有权屏蔽任何危害青少年，破坏社会稳定的资讯和文化。但是如果你认同呢，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控诉你的遭遇的时候，他们会将你屏蔽，罪名是破坏社会稳定。到了最后，凡是不利于党政阶层的，不利于他们获得利益的言论，都是破坏社会的稳定，都是危害青少年。如果我们当时容忍了绿坝花季护航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绿坝花甲护航”，到那个时候就不光是文化的东西了！
所以同学们，我们不能让这一片XX，否则在若干年以后，在子孙们通过卫星接收到的电子课本的历史书上，我们都会是笑料。
谢谢大家。
如果上面这些文章依旧不能满足你，最近香港作家陈冠中写了一本书叫做《盛世：中国，2013》，他个人放弃版权在网上共享了他的作品，要知道该书在香港售价70港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地址下载、阅读：地址1、地址2、地址3
